原创 | 从“放管失衡”到“精准管控”：国办发〔2026〕13号文深度解读

2026年4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26〕13号，以下简称“13号文”），标志着我国投融资体制迎来继2016年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变革。与2016年以“简政放权、扩大投资规模”为核心的第一次改革不同，本次改革立足我国经济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的发展新阶段，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提升投资全生命周期质量为核心目标，通过收紧政府投资审批权限、强化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约束、构建闭环式项目监管体系、精准开放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对现行投融资体制进行了系统性修正与完善。

关键词：国办发〔2026〕13号文；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投资；全生命周期监管

01 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动因

（一）2016年第一次改革：适配扩张型发展的制度框架构建

我国投融资体制的第一次系统性变革始于2016年，标志性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此次改革的核心逻辑是“放权赋能”，旨在通过大幅缩减投资项目审批范围，将投资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过程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规模扩张需求。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先后出台《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和《政府投资条例》，确立了我国现行投融资体制的二元分类监管框架：

1. 政府投资项目：针对使用预算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公益性及准公益性项目，实行审批制管理，按照投资方式分为直接投资（全资）和资本金注入（参股）两类。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政府仅给予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的项目，因政府未占有股权，不属于政府投资项目范畴，纳入企业投资项目管理。
2. 企业投资项目：针对企业自主投资建设的各类项目，实行分类管理。其中，关系国家安全、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实行核准制，其余项目实行属地备案制。

这一制度框架在实施后的十余年间，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适配扩张型发展模式的制度体系逐渐暴露出深层次的适配性矛盾。

（二）现行体制的适配性矛盾与13号文出台的紧迫性

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从追求增量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存量提质增效，现行投融资体制的内在缺陷日益凸显，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障碍。

1.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性过剩与低效问题突出。部分地区存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上马了大量脱离实际需求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项目决策缺乏科学论证，建成后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部分产业领域出现无序竞争和同质化发展，导致产能过剩问题加剧，资源配置效率持续走低。
2.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持续累积。这是现行体制最突出的风险点。部分地方政府为规避政府投资审批程序和债务监管要求，通过国有企业以企业投资项目的名义违规举债建设，将政府实质性承担偿还责任的项目包装为企业投资项目，形成了大量隐性债务。截至2023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成为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
3. “放管服”改革出现“权责错配”问题。2016年改革将大量审批权限下放至市县层面，但部分市县缺乏相应的专业监管能力和资源，出现了“放下去接不住、管不好”的困境，导致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缺位，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4. 投资导向与国家产业战略脱节。原有体制下，产业政策对投资活动的引导作用较为薄弱，未能有效引导资源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保障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集中，反而导致部分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投资过热，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本次审批制度全面收紧的深层成因

上述表面矛盾的背后，是我国投融资体制长期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深层次问题，也是本次审批规定全面收紧的核心动因：

1. 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体制性根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显著提升，但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责任。在财权上收、事权下沉的格局下，地方政府缺乏与事权相匹配的稳定财政收入来源支撑大规模投资，只能通过举债方式弥补资金缺口，这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隐性债务滋生的根本原因。本次审批权限上收和提级管理，正是与2023年以来启动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从制度层面破解财权事权错配难题。
2. 传统GDP导向政绩考核机制的惯性驱动。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尽管近年来中央已逐步弱化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但“重投资、轻效益”“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理念惯性仍未完全消除，部分地方官员为追求短期政绩盲目上马项目，甚至不惜违规举债。本次改革通过强化决策终身负责制、建立全生命周期投资绩效评价体系，从考核和问责机制上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冲动。
3. 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于放权速度的结构性矛盾。2016年改革将大量审批权限下放至市县层面，但与之配套的监管人员编制、专业技术手段、制度规则并未同步到位，形成了大量监管盲区和薄弱环节。部分市县审批部门专业能力不足，难以对项目可行性论证、资金来源合规性、隐性债务风险进行实质性审核，导致大量低效项目和违规项目获批落地。本次审批制度收紧，本质上是对“放权过快、监管缺位”的系统性纠偏，推动实现权责一致、放管结合。
4. 隐性债务风险从局部向系统性传导的现实倒逼。截至2023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处于较高水平，部分高风险地区债务率远超警戒线，局部债务违约风险逐步显现。若不及时从审批源头切断隐性债务新增渠道，可能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次改革将严控政府投资审批作为化解隐性债务的“牛鼻子”，从根本上堵住违规举债的制度漏洞。

（四）一揽子化债政策的演进与政策沿袭

针对日益严峻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我国自2018年起启动全国性隐性债务化解工作。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作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的重大决策部署，标志着本轮系统性、强中央支持的化债攻坚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截至2026年4月，中央已构建起“1+6”完整化债政策体系（1个总纲领+6个核心补丁，其中99号文为专门的退出机制补丁），国办发〔2026〕13号文正是这一政策体系的制度化升级和集大成者，其核心管控要求均直接来源于前期化债实践的成熟经验。本轮化债政策的演进脉络清晰可追溯：

（1）2023年7-9月：总纲领出台，重点省份兜底阶段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确立了“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完善机制、严肃问责”的总体方针。202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内部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号，业内统称“35号文”），作为本轮化债的核心总纲领性文件。

• 明确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共12个债务高风险省份为“重点化债省份”，给予专项政策支持；
• 允许12个重点省份融资平台2023-2024年到期债务通过展期降息、债务重组、债券借新还旧等方式化解；
• 央行设立专项流动性工具（SPV）和紧急贷款提供流动性支持，明确2024年前到期债务化解可维持贷款五级分类正常、不纳入征信、自主核销免责。

（2）2023年12月：严控新增投资，源头堵截风险阶段

为解决“一边化债、一边新增”的突出问题，2023年1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办发〔2023〕47号，业内统称“47号文”），这是35号文的首个核心配套文件，也是13号文政府投资审批收紧的直接前身。

• 12个重点省份除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重大项目、“三大工程”（保障房、平急两用、城中村改造）及基本民生项目外，原则上不得新建其他政府投资项目；
• 明确在建项目清理标准：总投资完成率低于30%的项目原则上停建；30%-50%的项目原则上缓建；超过50%且落实后续资金的项目可优化续建；
• 首次提出高风险地区政府投资项目提级审批要求，为13号文的提级论证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3）2024年2月：政策扩围，覆盖非重点省份高风险地区

2024年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统筹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4〕14号，业内统称“14号文”），将化债政策从12个重点省份向全国范围延伸。

• 允许其余19个非重点省份自主选报辖区内债务负担重、化债难度高的地级市（不设硬性指标），获批后参照12个重点省份享受同等化债支持政策；
• 实现了化债政策的全国覆盖，防范了非重点省份局部债务风险扩散，也推动了项目审批管控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4）2024年7-8月：政策延期，明确城投退平台时间表

随着化债工作推进，原定于2024年底到期的35号文支持政策需要延期，同时城投平台转型问题提上日程。2024年7-8月，央行牵头先后出台两个核心补丁文件：

• 2024年7月《优化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通知》（银发〔2024〕134号，业内统称“134号文”）：将35号文的适用期限从2024年底延期至2027年6月，与全国隐性债务十年化解周期（2018-2028）衔接；扩大非标债务置换范围，将“双非债务”（重点省份非持牌金融机构债务、非重点省份持牌及非持牌金融机构债务）纳入置换范围。
• 2024年8月《关于规范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通知》（银发〔2024〕150号，业内统称“150号文”）：明确全国城投平台必须在2027年6月末前全部退出融资平台名单；确立退平台三大核心标准：隐性债务清零、2/3以上金融债权人同意、彻底剥离政府融资功能，这一要求被13号文吸收为城投转型的核心方向。

（5）2024年12月：严肃化债纪律，规范资金使用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违规化债、虚假化债问题，2024年12月11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严肃化债纪律做好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通知》（银发〔2024〕226号，业内统称“226号文”）。

• 严肃查处公务员个人贷款购买定融、财政违规兜底等违规化债行为；
• 督促金融机构加快推进非标债务置换；
• 明确退平台企业新增融资不得依赖政府信用，逐步打破“城投信仰”，为13号文区分政府与市场边界提供了政策依据。

（6）2025年1月：建立退出机制，实现化债与发展平衡

为解决“重点省份名单终身制”问题，平衡化债与地方经济发展，2025年1月，中央内部印发《关于建立重点化债省份退出机制的通知》（业内统称“99号文”），这是本轮化债的最后一个核心补丁文件。

• 明确重点省份退出标准：隐性债务率不高于非重点省份中较高8省平均值；金融债务/GDP低于10%；具备独立防范债务风险能力；
• 要求2027年6月底前实现融资平台全部退出，与13号文的长效监管机制形成时间上的衔接。

在此背景下，13号文的出台，正是将这些临时性、阶段性的化债措施上升为常态化、制度化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重构我国投融资体制，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02 国办发〔2026〕13号文的核心制度创新与改革要点

13号文并未改变2016年改革确立的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分类监管的基本框架，而是在原有框架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和完善，核心是实现“三个转变”：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审批与监管并重”转变，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从“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转变。其核心改革要点可归纳为四大方面。

（一）政府投资审批：全链条收紧，筑牢债务风险防火墙

政府投资是本次改革管控的重中之重，13号文从审批权限、审批程序、责任追究等多个维度，构建了全链条、无死角的政府投资审批监管体系。

1. 优化审批权限配置，实行重点领域提级管理。按照权责一致、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重新划分央地及省以下政府投资审批权限。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由中央政府直接审批；各省级政府综合考虑事权层级、项目性质、资金来源和监管能力，合理划分省、市、县级审批权限。同时，明确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政府投资项目实行提级论证管理，这一规定与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相协同，旨在解决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投资冲动问题，从源头防范债务风险。
2. 严格审批程序，实现全覆盖无例外。除党中央、国务院有明确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项目外，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均必须严格履行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四步审批程序”。这一规定取消了原制度中部分改扩建项目、建设内容单一的小型项目可简化审批程序的例外条款，实现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的全覆盖，从源头规范了政府投资行为。
3. 严禁违规规避审批，封堵隐性债务漏洞。明确将三类项目纳入政府投资审批管理范围：一是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方式的项目；二是政府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三是政府实质性承担偿还责任的项目。同时，严禁任何地方和部门通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的形式规避政府投资审批，这一规定直击地方隐性债务形成的核心机制，从制度上堵住了违规举债的通道。
4. 强化概算管理与决策责任追究。明确要求完善项目建设标准和投资概算核定标准体系，强化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部门对投资概算的核定管理，严格项目概算约束，确保投资概算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估算有效衔接。同时，首次在国家级文件中明确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对违规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从制度上遏制了盲目投资、拍脑袋决策的冲动。

（二）企业投资监管：全面升级，产业政策成为核心闸门

与2016年改革“放宽企业投资监管、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导向不同，13号文全面收紧了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将产业政策从“引导性要求”提升为“决定性标准”，实现了对企业投资的精准调控。

1. 上收核准权限，强化备案管理。打破了原制度确立的“核准范围最小化”原则，实行“应核准尽核准”。明确国家规定由省级政府核准的项目，核准权限不得下放；企业投资的主题公园、大型文化场馆、旅游设施、公共体育场馆、会展场馆等项目，由地市级以上地方政府核准；对地方接不住、管不好的领域，坚决上收项目核准权限。同时，对原本监管宽松的备案制进行了全面强化：推进项目备案信息和备案证明标准化，加强备案信息完整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核查；严格限定项目备案信息变更频次，防止企业通过变更备案信息规避监管；建立长期未开工项目备案撤销机制，清理“僵尸备案”项目，彻底改变了备案制“零门槛、零监管”的现状。
2. 产业政策成为项目落地的决定性因素。建立产业政策与投资管理的动态联动机制，根据产业发展阶段、产能监测预警情况，按权限动态调整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权限层级；对产能过剩或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产业领域，经国务院同意后，可将备案管理调整为核准管理，甚至实行暂停核准、备案的临时性调控措施。这一规定意味着，产业政策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引导性文件，而是决定企业投资项目能否落地的核心标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仅无法获得核准或备案，还将被依法依规拒绝提供用地、用海、用能、用水、环评等要素保障，不得安排政府投资或提供任何融资支持。
3. 要素审批与项目监管协同联动。建立“项目核准/备案先行、要素保障跟进”的协同监管机制，强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管理政策与要素资金管理政策的衔接。明确对国家禁止建设的项目，一律不予提供任何要素支持；同时，实行要素审批权限与项目核准权限同步上收制度，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项目核准权限上收时，相关的用地、环评、用能等要素审批权限同步上收，确保监管尺度统一，避免出现“项目上收、要素下放”的监管真空。

（三）全过程监管：闭环管理，提升投资质量效益

13号文构建了覆盖项目审批、招投标、实施、评价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监管体系，实现了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全流程管控”的转变。

1. 推进“审批一件事”改革，提升审批效能。深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改革，逐步将用地、用海、用林、用草、文物保护等审批事项纳入统一办理范围，实现“统一受理、协同办理、限时办结”。同时，精简部门内部审批事项，对同一部门并联审批的报建事项实行合并办理，并推动整合为一个审批事项，彻底解决审批事项互为前置、层层嵌套的问题。强化投资审批管理信息系统集约化建设，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各类投资审批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制定统一的投资管理数据共享标准，通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唯一代码，实现项目基本信息、审批信息、建设实施信息、资金支付信息的常态化共享，为全流程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2. 规范招标投标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推动修订《招标投标法》，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加强项目招标事项审核把关，督促项目单位科学合理确定招标范围、方式和组织形式；改进评标方法和标准，引导企业综合考虑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运营维护、质量安全等因素，避免低价无序竞争；深化招标投标领域数智技术应用，大力推广网络远程异地评标。特别提出对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的经营性项目积极推行项目法人招标，通过市场化竞争选择具备专业能力的项目法人，提升项目建设和运营质量。同时，落实招标投标分业监管责任，严厉打击规避招标、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强化项目实施监管与信用惩戒。完善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信息填报制度，明确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的督促指导责任和项目单位的信息报送义务。项目单位必须依法依规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及时如实报送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竣工等信息，这些信息将作为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投资调控和行业管理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信用惩戒机制，对不及时如实报送项目信息、批建不符、违规超概算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纳入企业信用记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示，并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
4. 健全投资评价体系，实现决策闭环。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投资项目决策综合评价和绩效评价制度。立足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健全以规划政策符合性、建设方案可行性、资源投入产出经济性、运营可持续性为重点，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安全等多方面效益的投资项目决策综合评价标准规范。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对项目需求和建设目标实现情况的评价；强化项目后评价结果运用，将后评价结果作为规划制定、投资决策、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实现投资决策的闭环管理。
5. 压实监管责任，形成监管合力。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划分监管责任：投资主管部门履行综合监管责任，负责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行业主管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负责本行业领域项目的日常监管；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属地监管责任，发挥就近就便的监管优势。同时，加强监管统筹和信息共享，避免重复检查，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四）民间投资：精准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13号文在全面收紧政府投资和规范企业投资的同时，坚持扩大民间投资的方向不动摇，但吸取了2016年全面开放的经验教训，实行“精准开放、规范引导”的策略，既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广阔的投资空间，又有效防范了新增隐性债务风险。

1. 明确开放边界，严防违规融资。严格区分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项目的边界，纯公益性项目必须由政府直接投资，仅开放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给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明确禁止将纯公益性项目包装为市场化项目引入民间资本，严防借PPP、特许经营等模式新增政府隐性债务，实现了“放”与“管”的有机平衡。
2. 推动基建投融资市场化转型。协同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项目投融资机制改革和重点领域价费改革，发挥改革叠加效应。进一步健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价费机制，明确政府投入与使用者付费的边界，综合考虑成本变化、质量安全和群众承受能力，建立健全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项目市场化运营的可持续性，推动准公益性项目从政府投资为主向市场主体投资为主转变。
3. 提升融资便利化水平，鼓励模式创新。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打造国家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促进项目与资金的精准对接，提升项目融资便利化水平。鼓励经营性项目创新投融资模式，拓宽权益型、股权类融资渠道，支持通过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盘活—增量投资—新的存量资产”的良性循环。

03 13号文实施的深远影响与各方应对策略

13号文的实施将对我国投融资领域产生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地方政府、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必须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主动调整发展策略，在规范发展中抢抓新的机遇。

（一）对地方政府：倒逼治理能力提升与城投转型

1. 核心影响一是政府投资行为将全面规范化，地方政府必须摒弃“靠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思维，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和产业政策谋划项目，杜绝盲目投资和违规举债。二是地方城投平台面临生死转型，城投公司要么彻底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向市场化、产业化的实体企业转型；要么聚焦国家鼓励的新产业基建、民生基建等领域，转型为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主体，否则将被市场淘汰。三是债务管控能力成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核心指标，通过严控新增投资、清理规范在建项目，逐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将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
2. 应对策略

• 全面梳理本地区政府投资项目清单，按照“保重点、保民生、保续建”的原则，分类推进项目续建、缓建或停建，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 加快推进地方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制定转型实施方案，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清理整合存量资产，培育核心业务能力，打造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企业。

• 加强与中央和省级部门的沟通对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谋划储备一批符合要求的重大项目，争取中央资金和政策支持。
• 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完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风险评估等制度，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二）对市场主体：重塑投资逻辑与竞争格局

1. 核心影响一是国有企业的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必须彻底转向市场化经营，依靠自身核心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二是民营企业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将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参与更多重大项目建设。三是所有市场主体的投资逻辑必须重构，投资决策不再仅仅考虑市场需求和盈利水平，更要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避免投向产能过剩或禁止类领域。
2. 应对策略

• 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跟踪研究机制，深入解读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将资源集中到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领域。
• 提升项目全生命周期运营能力，从单纯的工程建设商向“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服务商转型，通过精细化运营管理实现项目的长期稳定盈利。
• 积极参与基础设施REIT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产负债率，实现轻资产运营。
• 加强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严格遵守投资审批、招投标、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防范合规风险。

（三）对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与创新服务模式

1. 核心影响一是信贷投向面临重大调整，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控制对违规政府投资项目、地方城投平台新增融资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投放，加大对国家鼓励产业、民间投资项目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融资产品创新需求迫切，传统的债权融资模式已无法满足经营性基建项目的融资需求，需要开发更多权益型、股权类融资产品。三是合规风险管控压力显著加大，金融机构必须加强项目合规性审查，准确识别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止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
2. 应对策略

• 优化信贷结构，建立与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相匹配的信贷准入标准，将信贷资源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绿色低碳等领域倾斜。
• 创新项目融资模式，积极开展基础设施REITs、股权投资、项目收益债等业务，为经营性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支持。
• 加强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提前介入项目谋划阶段，为项目提供全流程的金融服务，实现银政、银企共赢。
• 强化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和城投平台融资的风险识别、评估和预警机制，严防地方债务风险传导。

04 结语

国办发〔2026〕13号文的出台，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投资管理正式进入“质量优先、监管从严、市场主导”的新阶段。本次改革通过系统性的制度重构，既有效化解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又为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清晰、规范的路径，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实践中，应深刻认识本次改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政策内涵和要求，主动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在严格遵守政策规定的前提下，积极抢抓改革带来的新机遇，共同推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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